绿色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

(作者杨叔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2001年7月13日这一难忘的日子，我国申奥成功，并庄严宣布，我国一定将2008年奥运办成绿色的、科学的、人文的。我极受启迪，现代教育也应办成绿色的、科学的、人文的。显然，后者的含义与前者颇有不同，是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可名之为“绿色教育”。提法妥否，以供研讨。

一、现代教育，应为“绿色”

“绿色某某”，源于环境保护。人生活在自然界。对自然界，既要开发，又要保护。首先，一定要开发，不开发，是“洪荒”，人则生活在野蛮之中，何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何以拥有应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必须不能错误开发，必须在开发中保护。否则，第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第二，损害潜力，破坏其可持续发展，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冲突、敌对，乃至导致人类的灭亡。显然，对自然界，不开发不可取，错误开发也不可取，此即应正确开发，此即“绿”。人生活在自然界，人还生活在人的社会。人要成为“人”，不仅首先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动物，而且还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人”。对人得教育，此即对大脑得“开发”，也得保护。首先，要开发，开发人类进化500万年来所累积的先天所具备的人性与灵性的潜力，不“开发”，成为既无人性又无灵性的“狼孩子”、“熊孩子”或白痴等等，与动物何异?同时，必须不能错误“开发”，不能泯灭人性，异化人性；不能扼杀灵性，污染灵性，乃至沉沦为恶于兽性的害人之性、吃人之性、仇视与毁灭人类社会之性。对人的教育、化育，关键是对大脑的“开发”、化育。大脑中，关键是有情绪中枢与思维中枢；对大脑的“开发”、化育，主要是对情绪中枢与思维中枢的“开发”、化育。一个再高级的智能机器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远远不可有人这么的情绪中枢、思维中枢，从而远远不可有如人这么丰富的复杂的感情，如此巨大的原始创新的思维能力。一个再高级的智能机器人的一切，都是人通过有关的硬件与软件事先一一赋予的。所以，人与一切不同，有复杂感情，有原创性思维，从而有人性与灵性相统一的精神境界，有人所特有的个性。一句话，人有“灵魂”。所以，教育被喻之为“灵魂工程”。

正因为如此，从古以来，“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占有极为基础的地位。教育，通过“教”来化人、育人。教育，面对的是人，是有感情、有思维、有精神境界、有个性的人，不是材料，不是动物，不是机器人；而且教育所应达到的是化育出好人、能人、而不是坏人、庸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者之中，后者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为重要。教育，应成为“绿”色教育，学校教育自然更应成为“绿”色教育。我国有关法律与文件中都明确指出，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显然，这就是，对于人而言，不从素质、不从作为人应有的人性与灵性、不从“灵魂”出发，开发脑，化人，育人，都是偏离正确方向的。

二、科学求真，立世之基

什么是科学?是研究、认识、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符合客观实际办事，是顺乎客观规律办事；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为什么”，是求真。一切违背科学的，即一切违背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一切违背真理的，必遭失败，必蹈覆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显然，科学是一切的基础，是立世之基。

这点，我国古代哲人十分清楚。老子强调的“无为”，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不违背自然规律办事。孔子强调的“天命”，就是“五十而知”的“天命”，就是“不知命，无以立也”的“天命”，也就是要按天行规律而立。《四书·大学》讲得更明确而具体，书中指出8条要领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8条中，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格物，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致知，就是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格物致知就是科学，就是个人该怎么办、家庭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办、事业该怎么办的前提与基础。

我们所讲的科学教育，至少应包括4个方面的教育：科技知识教育、科学思维(思想)教育、科学方法教育与科学精神教育。这是一个整体，不可缺一。

科技知识是生产力发展的源泉。生产力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科技知识，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进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金属工具的创造，就没有农业社会；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电磁现象的发现，就没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没有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就没有原子能的问世；没有半导体的发现，就没有信息革命；没有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没有现代分子遗传学的诞生，就没有生物革命；如此等等，何可胜数?!在知识上，没有发现，没有发明，没有创造，哪能有社会的前进??没有知识，就没有前进的力量。如果再涉及社会科学知识，那么，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变革及发展，作用就更难估量了。

科学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科学思维主要是严密的逻辑思维。严密的逻辑，保证了思维前后的一致性、连贯性，从而无矛盾、无谬误。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历史功勋就在于提出了作为正确思维基础的形式逻辑，而这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正是形式逻辑应用的最早范例，可以说是现代科学发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牛顿著的《自然哲学原理》即仿此而写的，许多科学家即仿此建立自己的科学学科的体系。没有科学思维，轻就将走弯路，重就将入误区，临深渊，严重失败。

科学方法是事业成功的前提。科学方法是科学知识按照科学思维而付诸实施的行为，显然，这就有可能保证行为是正确的，实施是成功的。方法是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办事，总得有方法，方法体现着知识，体现着思维，离开知识与思维的方法是不存在的。事业的成败最终体现在方法实施的过程中。

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这是科学的精髓。迷之者挫，逆之者亡。这正是我国所急需的。不欺人，不骗己，不蔽上，不蒙下，不搞“数字化”游戏，不搞“水”货，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向人民负责。凡是精神都是人文的，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的，是求真的人文精神。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科学知识正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尽管科学知识是由人的大脑、特别是由人的灵性所获得的，但由其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又毕竟是独立于人的大脑、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也可以讲是一种科学知识，然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之实施却与人的灵性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至于科学精神，当然是精神世界的，是同人的灵性，并且特别是同人的人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讲，是人的人性同人的灵性的统一的重要体现。

科学或者科学文化是个整体，从而科学教育或科学文化教育也是个整体。那种急功近利的观点与作法：重视所谓有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而轻视所谓“无用”的科学知识与方法，漠视科学思想，无视科学精神，割裂乃至抛弃科学整体，则是十分片面的乃至是错误的。显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的科技，就是落后，一打就垮。

三、人文求善，为人之本

什么是人文?是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要关心人、集体、国家、民族、社会、自然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是人要成为一个“人”的精神需要。人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是求善。人文就是为了人能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精神标准与内涵。一切偏离人文的都是错误的，一切反人文的都是邪恶的；可以说，反人文，就是反人性，反人类。显然，人文是为人之本。

人文、人文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状况主要取决于人文的陶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感情，有精神生活，有人性与灵性相统一的精神世界，最核心的是人要有“人格”，人格可以说是人性的体现与尺度，是做一个人的基本规格。不合此规格，就不算人，只有人形，而无人实。人的思想品质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人格”，上一层是“法纪观念”，顶层是“政治思想”或“政治方向”。显然，政治方向是根本，方向一错，一切均错，全盘皆误，因为这关系到“为谁服务”、“对谁有利”这一最根本的问题。然而，最基础的是人格，没有人格，所谓的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所谓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所谓的严格遵纪守法，那都是装潢自己、伪装自己而对付别人的、骗人的、整人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决不存在没有人格而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严格遵纪守法。没有人格，就没有人性。

人文、人文文化之所以重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所谓民族，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人文文化，而不是取决于遗传基因或其他因素；民族的概念其实是人文文化的概念。没有自己的人文文化，也就没有这个民族。读一读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吧，他深刻指出：“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他明确指出，团结统一的传统，独立自主的传统，爱好和平的传统，自强不息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里所指，显然是人文文化。忘记了、丧失了民族的人文文化，也就是忘记了、丧失了民族的根本。一个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综合国力，而其中关键又是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显然主要取决于对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丧失人文文化，必定异化，不打自垮。

人文教育当然也是应包括人文知识、人文思想、人文方法与人文精神的教育。同样，这是一个整体，不可缺一。

人文知识是人文文化的历史沉淀，是人文文化的基础，是人的精神世界升华的源流，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长卷与灵魂。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不仅有着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必定有着人文知识的进步与发展。人文知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结晶，是同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不关注人文知识，就是不关注人文文化，就是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民族与国家的根本。

人文思维是原创性思维的主要源泉。人文思维是开放的形象思维，是直觉，是顿悟，是灵感，是人所特有的，是最聪明最灵敏的智能机器人所无法具有的，是人的灵性之最重要的体现，是5000年人类进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爱因斯坦以他切身的体验讲得多么深刻：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像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所开拓的想像力是无限的。他还讲，科学研究中最可贵的因素是直觉。不只是爱因斯坦，还有众多的著名的科学家均有类似的论述，可以说，没有人文思维，就没有原创性。

人文方法有关知识按照人文思维的实施，这是原创性工作开展的途径，人文思维必须通过人文方法来展现，“动于衷，形于外。”

人文精神是求善的精神，这也是人文的精髓。人的一切活动，特别是教育，应该是“在止于至善”。

人文文化，特别是人文精神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牢固纽带。一切逆之者的下场，必是身毁名裂，这是历史的结论。

人文、人文文化所包括的这四者都同人性与灵性有关。人文知识是人性与灵性的统一，人文思维与方法则同灵性关系更密，而人文精神则特别体现着人性。这四者是个整体，人文教育也是个整体。如同对科学一样，如果只重视所谓有用的知识、思维、方法，而忽视所谓“无用”的知识、思维、方法，特别是漠视人文精神，置人文文化整体于不顾，则是十分片面的，乃至是极其危险的。

四、科学人文，交融生“绿”

合乎科学，不一定能办成好事；科学研究方向或科研成果的使用，不一定有利于乃至危害于人的终极关怀，不一定合乎人文。因此，科学必须以人文导向。同样，合乎人文，也不一定能办成好事，因为不合科学，则势必导致事与愿违。因此，人文必须以科学奠基。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首先，必须合乎客观实际，顺乎客观规律；其次，也就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看看是否趋利避害，有利于终极关怀，有利于“在止于至善”。有利，则办；有害，则不办。这就是要办的事同此事相关的方方面面彼此协调，既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又符合社会利益与终极关怀，既科学，又人文，充分体现人性与灵性的统一，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这就是“绿”。

水火不能相容，相容必定有共同的基础。科学与人文之所以能交融，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基础：第一，人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大脑，大脑的各部分彼此依赖；第二，大脑的活动不可能离开人的实践而存在；第三，人的实践是在客观实际中的实践，人的实践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卓越的成功者，都必须在严肃、认真、高度负责任的实践中，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寻求客观实际的本质，探索客观实际的规律，概莫能外。尽管科学是个知识体系，其特点是一元的、逻辑的、实证的；而人文不仅是个知识体系，还是一个价值体系，其特点是多元的、非逻辑的、非实证的；然而，它们都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实践是源头。它们同源，共生互动，相同互通，相异互补。大脑的各部分不可分割，科学与人文亦不可分割，互补交融则两利，互分对立则两弊。这已是事实。可以说，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同样，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内涵与精神。

教育能“开发”大脑，“开发”情绪中枢，“开发”思维中枢，人文教育熏陶高洁的人性，练就非凡的灵性；科学教育造就寻源的人性，特别是练就严密的灵性。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融则“绿”，至少有利于：

第一，形成正确的追求目标，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科学求真，人文务善。求真是负责，应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务善是负责，应有着对人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求真务善的交融，就是负责的数学上的“交集”，是全面的真正的负责。教育学生树立如此的高度责任感，这是世界教育的潮流。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就会有美好的、正确的追求，从而就会有永不衰竭的强劲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有了这么强劲的动力，就会有巨大的激情，就会升华精神世界，如痴如迷，可以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明天之所以比今天美，就是因为比今天新。求真、务善、完美、创新，是人性与灵性高度统一的生动体现，常“绿”不衰。

第二，形成强大的工作能力。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突出表现为善于学习，深于思考，能于实践。学习是基础，思考是关键，实践是根本，三者的紧密结合是我国教育的一贯优秀传统。岳麓书院的传统，“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即一典范。科学与人文交融，第一，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而不是梁思成先生1948年所尖锐批评的形成“半个人”的文理分离的知识基础，这是创新的基础；第二，形成优秀的思维品质，所谓思维品质优秀，一要正确，这由科学思维保证，二要有原创性，这主要由人文思维提供；第三，形成良好的实践能力，这由科学与人文共同高度重视实践所保证。这一强大的工作能力，不仅有高洁的人性作为动力，更有非凡的灵性作为基础。

第三，形成和谐的同外界的关系。科学承认客观，人文关怀客观，对客观、对他人及其劳动，既承认，又关怀，自然会达到同外界的和谐。这是人性与灵性的高度统一的又一重要表现。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除了必须有着正确的追求目标与强大的工作能力外，还必须善于处理好同外界的关系，善于利用外界条件，长于有合作精神。荀子在《劝学》中讲得好：“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总结出事业成功的三条：有志，有力，有物相之。这与本文所总结的完全一致：志，即追求；力，即能力；有物相之，即能利用外界条件。

在当今，科技如此高速发展与高度发达，人文文化、人文教育显然特别重要，科技与人文对人类社会与个人犹如双翼，只有双翼健劲，才能长空竞胜。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对此已分析得十分深刻。例如，他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又明确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还着重指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显然，在此，充分强调了人文文化、人文教育的重要作用。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人的精神世界得不到升华，“三个代表”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得不到落实，甚至背道而驰，其他一切又有什么作用呢?

五、顺人之天，以致其性

柳宗元在他的名篇《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了种树的“八字方针”：“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是正面的提法。反面提法是四字：“好烦其令”。种树，或移植，都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精辟之极!“天”，就是老子讲的天道，就是“自然”，就是客观规律，在此就是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顺”，就是老子讲的人道，就是“无为”，就是不去为违背客观规律之事，在此就是不去为违背树木生长客观规律之事。

“顺木之天”，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就是“自然”与“无为”的合一，就是真正地顺乎或按照树木生长的客观规律来办事、来种树。“致”就是实现、达到、使之；“性”就是“本性”，“以致其性”，就是使得老天赋予树木的本性得以健康的实现，常绿不衰。柳宗元接着具体阐明：“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此即，一是要尊重与发展树木本身的已有习性，二是要营造树木生长的合宜环境，三是应该管的事就应该按规律极细心地做，而应该让树木自由生长时就不要加任何干扰。这样，树木生长的规律得到尊重，树木的本性也就得到健康发展了。决不应“好烦其令”。烦，反“无为”，无事生非；令，反自然，主观主义地瞎指挥。“好烦其令”，就是醉心于无事生非地频频给树木的生长加以无端干扰。结果适得其反，“而卒以祸”，树木枯死。柳宗元深刻指出，这一切都是由树木生长的规律决定的，种树者的作用只在于：种树是“顺木之天”，还是“好烦其令”。

那么，如何“顺人之天，以致其性”，即“因材施教”来办教育，来培育人才呢?总的讲，在充分考虑社会需要的前提下，按教育规律办事。它包括：一，应看到育的对象是人，有脑，有人性，有灵性，有“灵魂”，应“引导”人的内在因素合乎其规律全面而主动地向健康方面“发展”；二，应营造一个与此“引导”与“发展”相应的适宜环境；三，应精心地使这两方面协调起来。

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协调而健康地育人，以形成整体的“绿”色教育，化育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提高其素质。这个素质首先要有高洁的人性，重要的是能爱国，树立高度责任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要有非凡的灵性，重要的是会创新，掌握现代科学人文知识及运用能力，勇于与善于开拓，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的教育绝不是与此相反：异化人性，扼杀灵性，误导个人，危害社会。